605【岁入二千五百万两】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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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而且,北方和西南数省,如今还属于减免田赋的状态。其余各省,对百姓的压榨也不重,否则还能收上来更多。等今后全国都恢复生机,岁入肯定突破3000万两。
  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,满清岁入在顺治年间,就已经突破2000万两,康雍乾三朝更是在3000万两左右。
  清朝能收那么多税,纯粹是不顾百姓死活,你相信清朝还在继续征收三饷?
  满清刚入关那会儿,做样子免除三饷加派。随着南方抵抗激烈,满清军费不够,于是复征辽饷,只不过把名字从“辽饷”改为“九厘银”。
  而练饷虽然一直说免征,但直到康熙初年,许多地方都还在继续征收。仅顺治末年,每年加征的练饷,就达到500多万两银子。
  顺治朝的2000万两岁入,接近90%来自于农民的粮赋和加征。
  赵瀚这2500万两的岁入,只有60%来自于农业税。毕竟好多省份,都还处于粮税减免期,地方官想多收都收不上来。
  “今天的朝会,不如就来议论商业。”赵瀚说道。
  宋应星率先说道:“陛下,农为本,商为末,此亘古不变之理也。皆因商人逐利,聚拢钱财越多,便越能操控行市,小民之财皆被其剥削殆尽。因此,重农抑商,必须定为国策,不可使商贾横行天下。”
  群臣闻言,纷纷称是。
  宋应星又说:“然天下不可无商,商强不一定国强,商弱则必至国弱。前明一朝,商业之衰落,自万历年间而始。朝野上下,对商人予取予夺,甚至无端征税而拘禁商人家属。商人受此盘剥,家破人亡者多矣。因而货物流转不便,城市物价日增,最终苦的还是百姓。”
  大明一朝,万历年间商业达到极盛,万历中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  一方面是美洲白银输入减少,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当人。从皇帝到地方官,再到后来的武将、流寇,没钱了就找商人索取,大明的商业远远不如嘉靖年间。
  与此同时,大商人跟权贵勾结,可以转嫁损失到小民头上,甚至还权钱交易变得更加富有。而中小商人,破产者无数。
  吴应箕已经升任为户部尚书,他接着说:“宋殿阁所言极是,无农不稳,无工不兴,无商不富。荀子把天下人,分为士农工商四类。农以力尽田,贾以察尽财,百工以巧尽器械,若能做到如此地步,则江山永固、国富民强也。”
  钱谦益突然冒出来:“此义利之辩也。子曰,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。贫与贱,人之所恶也。人人追求富贵,百业之中,唯经商可至暴富。若都去经商,谁来种地耕田?因此,必须重农抑商。于商人而言,当以义取利,不可谋不义之财。得利之后,商人也应当博施济众,如此则义利兼得也。”
  除了宋应星说得稍微靠谱,其余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!
  赵瀚问道:“钱博士所言,是要用仁义道德去约束商人?”
  “然也。”钱谦益回答。
  “可天下商贾,又有几人是仁商义商。”赵瀚笑问。
  钱谦益说道:“商贾越无仁义之心,朝廷就越当教化之。”
  赵瀚说道:“庞先生和李先生如何看?”
  庞春来说:“不可放任自流,也不可朝令夕改。给商人定下规矩,他们遵守最好,不遵守就严厉惩治!”
  李邦华说:“抑制大商贾,善待小商人。”
  “好!”
  赵瀚顿时笑起来,对庞春来、李邦华的发言很满意。
  不用讲大道理,直接说怎么做就行。
  赵瀚让官员们继续发言,大家顺着这层意思往下捋,结果说得越来越没营养。
  赵瀚总结道:“听诸卿刚才所说抑商,是不准商人穿丝绸,不准商人住大宅。这有什么用处?华服美宅,人皆所欲。朝廷施政,不可违背人性。便如治水,不可一味堵塞。治商如治水,当仿效大禹,切记堵不如疏。商人想穿华服,就让他们穿;商人想住美宅,就让他们住。商人的欲望,会愈发膨胀,那就要疏通河道,引导商人照着朝廷的法子来。”
  “囤积居奇,扰乱市场,这是不对的。兼并购买土地,这也是不对的。蓄养美婢奴仆,还是不对的。这些都是河堤,不能让商人的欲望之水漫过来。这洪水,还得往外引,开海便是一策也。每年织那么多布匹,每年烧那么多瓷器,都要靠商贾卖出去。不止卖到国内,还要卖到海外。如此,商愈兴,工愈兴,百姓的营生也就更多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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